摘要：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在确立双向域外适用模式的情况下，应当将当事人共同选择的法的范围限制在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之内，而不允许对权利的存否、构成要件、保护范围等方面共同选择准据法，否则将架空双向域外适用规则，导致司法实践又回归单向域外适用的路径。 ...

非常高兴参加今年的两会解读报告会。

因此，二分法思维是跟随世界观的产物。关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确立的方针，但在二分法思维下也存在诸多误读甚至曲解。

与此同时，二分法思维使得对新旧动能转换理解产生偏差，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在执行过程中追逐少数时髦的高技术产业，全国将近三千个县都想发展生物制药、新能源和半导体（2018年之后），大量同质化的招商泛滥和投机活动反而瓦解了当地传统优势产业的根基。这些脱节有其历史原因，但因二分法思维而加剧。不过，如果换掉跟随范式的滤镜，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局部利益当然不只是金融和科技，如环保部门不断要求以牺牲工业发展来提高空气质量指标，哪怕是极端气候造成的指标下降也要以工业减排来对冲，原因很可能是，这些由它自己定的指标可以为其官员赢得升迁的政绩。不过，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刚刚开始影响白领工作领域的生产率，而对人工智能影响生产率的厚望还是被寄托在它能够进入生产领域。

尽管这个工业的起源不同于科学计算，而且追求了完全不同的技术轨道，但它们后来不仅定义了电子数字计算机的技术架构，而且定义了它的社会文化内涵。2023年，由于中央和国务院越来越关心经济形势，加上重点钢铁企业的利润大幅下跌，这些部门没有继续大刀阔斧地去产能，改为产能平控（不增不减）。弗洛姆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发展理论和病理学思想，将其运用于揭示社会现象的心理病理机制，将父权制等级关系、母亲及其象征物、财富占有与消费视为朝向过去的、退行方向的目标。

所以人永远摆脱不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一种是脱离子宫离开动物的存在状态而走向人的存在状态，离开束缚走向自由。因而，人们被无情地驱使着去为成功而努力，任何挫折对其自尊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这正是弗洛姆担忧并离开德国的原因，也是促使他写作《逃避自由》的动力。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确定的。

过去四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尽管面临压制、备受曲解，启蒙运动的火焰一旦被点燃就不可能再熄灭。在此基础上从政治、群际关系、内群体关系三方面，研究者例举大量实证研究阐述了集体自恋的消极影响。

这些方式只是为了克服不安全感，而真正健康的方式应该是得到安全感，也就是致力于理性和爱的潜能实现的个体化的方向。这一研究结果与弗洛姆对消费社会的描述不谋而合。情感是比认知更深层、更原始的部分。更大规模样本的研究也为此提供了证据支持，Roccato等人利用38个欧洲国家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欧洲的一些高犯罪率的国家（即处于高安全威胁环境中），人们的威权主义倾向会更可能引发其威权行为（如种族、政治与道德上的不宽容）。

此外，该学会不定期召开国际弗洛姆研究会议（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Research Conference）、国际弗洛姆研讨会（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Seminar for Doctoral Students and Postdocs）。人在这种矛盾处境中会有哪些心理与行为反应？这个问题是弗洛姆心理学的核心部分。对于一个不懂经济学又抱有从总体上改造社会之理想的社会科学家而言，这种局限是必然的。官僚体系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

前者则不同，在这些人的观念中，牺牲生命本身就是最崇高的。现代民主社会的选举不能保证公民真正参与决策。

2.3 消费主义如果说弗洛姆对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他早年在欧洲的生活经验，那么他对消费主义（consumerism）不知疲倦地批评则主要是基于他后半生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弗洛姆基于启蒙价值即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原则，结合他对社会和人性的专业研究所提出的变革思想，对于21世纪人类的进步事业仍然具有启发性。

除了追求新奇，人的口味几乎无规律可循，而什么样的新奇能对得上人们的口味则无法预知。对内而言，在中国青年群体中持续升温的民族主义思潮会带来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挤压现实政治的决策空间，导致民意裹挟政治的情况出现，更有甚者，不加控制和引导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通过互联网演变为街头政治。与弗洛姆的思想一致，有学者指出，消费在当今变成了一种狂欢，而狂欢式消费令我们变得冲动。重占有不重存在是消费社会的人的特征。根据儒家思想，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同构，这套理论是典型的父权制观念。这两项研究虽未直接以弗洛姆关于消费主义的理论观点作为理论基础，但其结果却恰恰反映了弗洛姆对消费主义负面后果的担忧还没有过时。

表面上看，占有与消费似乎是矛盾的，占有意味着保存旧的，消费意味着替换新的。在这种自由与不安全并存的处境下，人有五种基本需要：植根的需要、关联的需要、超越的需要、认同的需要和定向的需要。

威权主义借助于权力的力量，民族主义借助于国家（群体）的力量，消费主义借助于物质占有和感官满足，都是通过依靠外力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这样，判别善恶的标准就在于是否促进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是否促进了人的潜能的实现。

按照精神分析的心理病理学，自恋也是一种心理发展固着或停滞的表现，停留或退回到婴儿时代是获得安全感同时避免长大避免独立承担责任的途径。2016年12月13日，柏林国际精神分析大学（IPU）的弗洛姆研究中心（Erich Fromm Study Center）成立。

在这种群体中，重大的问题可以得到彻底的讨论，成员之间能够相互接触和了解，那些非理性的蛊惑人心的因素很难左右人们的思想。弗洛姆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要真正从文化心理上实现启蒙的理想，其过程是多么艰难。因为人性中前行与退行两种力量永远是并存的，个体化的两面性也是与人的存在并存的。在权力大的人面前就情不自禁地谄媚，在权力小的人面前就不由自主地逞强。

在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进程，消费主义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该研究中心旨在进一步促进对弗洛姆社会心理思想和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并通过国际弗洛姆研究会（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Seminar）促进弗洛姆社会心理思想研究的国际交流。

另一种是回到子宫，回到自然，回到确定性和可靠性。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主要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革新和发展的过程是缓慢的，竞争也不激烈。

人本主义宗教则强调的是人自身的力量，将人视为生活的最高价值。但由于都不是通过内在理性和爱的能力的成长，所以在弗洛姆看来也就都不是健康持久的获得安全感的途径。

人不能过一种生物的自生自灭的无意义的生活。屈从和反抗都是为了争夺权力，为了使自己成为权威。在分配制度上，要保证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都达到能够维持人的尊严生活的起码程度，即不再用饥饿去迫使人们接受他们根本不愿意接受的劳动条件。每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有健康和不健康两种途径或方式。

况且，20世纪的人类世界偏离启蒙理想的事件和现象太多了，危机太深重了，教训太深刻了。在俄罗斯联邦成立早期，国家处于混乱之际，手腕强硬的普京登上历史舞台。

虽然我们可能不完全同意弗洛姆的所有观点，但它们……为加深我们对人类处境的了解提供了一种途径，并指明了一些建设性前进的路径。民主制度有必要在现有普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物物交换本来是一种最古老的经济机制。超越（transcendence）的需要是指人作为一种生物又要超越生物被动状态的需要。